1901年6月28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斯·洛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信笺字迹工整，落款简洁而震撼，“丁龙，一个中国人”。随信附上的，是一张1.2万美元的支票——这是一名普通华工的毕生积蓄，他希望用这笔钱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汉学研究基金，让西方了解真实的中国。
彼时的美国，《排华法案》已实施近20年，华人被视为“廉价苦力”，饱受歧视与排挤。彼时的中国，刚刚经历八国联军侵华，山河破碎，文化蒙尘。在这样的至暗时刻，丁龙，这个原名马万昌、又名马进隆的广东台山华工，用一笔巨款、一封短笺，在美国顶尖学府播下了汉学的种子，更搭建起中美民间文化交流的桥梁。
百余年来，丁龙的故事一度被岁月尘封，甚至因为身世成谜而被谬以“失踪的丁龙”。直到2023年，其后人带回祖屋钥匙、百年书信与照片，才彻底证实“丁龙”就是广东台山白沙镇千秋里村的马万昌。从台山乡村少年到美国富豪的家仆，从倾其所有捐建汉学到百年后魂归故里，丁龙的一生是近代华人在海外坚韧生存、心怀家国的缩影，更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不可磨灭的传奇。
远渡重洋——台山少年的赴美路
1857年（清咸丰七年），丁龙出生在广东台山白沙镇千秋里村。台山，这片地处珠三角西南，濒临南海的地区，是中国著名的“侨乡”。近代以来，地少人多、战乱频发、生活贫苦的现实困境迫使无数台山人背井离乡，远赴海外谋生，形成了“有海水处有华人，有华人处有台山人”的侨乡奇观。
丁龙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至暗时刻。清政府腐败无能，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列强环伺，国内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的背景下，年少的丁龙早早体会到生活的艰辛，也埋下了“走出去”的念头——不为逃离故土，只为寻找生路，为有朝一日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关于丁龙的早年教育，史料鲜有记载。据信他曾短暂入学，略通文墨，接触过儒家思想，为他日后的品格养成埋下了伏笔。在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丁龙养成了勤勉、正直、隐忍、善良的品性，也培养了对中华文化的深厚认同——这种认同，即便在日后身处歧视与偏见的环境中，也从未动摇。
19世纪70年代，美国西部淘金热与铁路建设热潮仍在持续，大量华人被招募至美国充当苦力。1874年前后，18岁的丁龙告别家乡与亲人，与同伴一起踏上了远赴美国的轮船。在那个年代，华人赴美之路异常艰辛。他们乘坐的“猪仔船”船舱拥挤不堪，空气污浊，缺乏食物与淡水。旅途动辄数月，许多人在途中染病身亡，葬身大海。丁龙侥幸熬过了这段生死之旅，于1875年抵达美国旧金山。
初到美国的丁龙，面临的是一个完全陌生且充满敌意的世界。在当时的美国，华人被视为“黄祸”，遭到系统性歧视。他们大多从事最繁重、最危险、报酬最低的工作——淘金、修铁路、采矿、洗衣。丁龙也不例外，他最初跟随加州的哈奇森将军，后辗转谋生，尝尽了底层劳工的辛酸苦辣。
19世纪中后期，正是美国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关键时期，大量华工参与其中。当时筑路华工的平均年薪仅为360美元，工作环境极端恶劣，生命安全毫无保障。但有时候，命运的转机只需短短一瞬。1890年前后，丁龙被时任奥克兰市市长的富豪兼校董霍勒斯·卡朋蒂埃雇佣，成为他的家仆。
卡朋蒂埃是美国上流社会的精英，传说他早年丧偶，性格暴躁，时常因小事发脾气，许多家仆因不堪忍受而离开。但丁龙却用他的隐忍、正直、忠诚与智慧，赢得了后者的尊重与信任。在近30年的朝夕相处中，丁龙不仅将卡朋蒂埃的生活照料得无微不至，更在精神上成为他的知己。卡朋蒂埃后来回忆：“在我有幸遇见的出身寒微却生性高贵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丁龙就是一个。”
丁龙与卡朋蒂埃的关系，早已超越了主仆，而成为莫逆之交、精神伙伴。两人曾一同游历英国、中国等多个国家，在一次旅途中，卡朋蒂埃拒绝了同行乘客将丁龙送去仆舱的要求，称丁龙是中国有名的“哲学家”，而自己是他的秘书。在种族歧视盛行的年代，一位美国白人富豪如此对待一名华人家仆，实属罕见，也足以见得丁龙的人格魅力与品德修养。
在多年的朝夕相伴后，丁龙随卡朋蒂埃移居纽约。在1900年的人口普查中，他以“伙伴”身份登记在卡朋蒂埃户内，证实自己并非契约劳工，而是自由人。到了1894年，丁龙已拥有价值数千美元的资产——这是他数十年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
倾囊捐赠——艰难时期的感人义举
丁龙在美国奋斗的数十年，也是美国排华情绪最高涨、华人处境最艰难的时期。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这是该国历史上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案，明确禁止华人劳工入境，剥夺华人入籍权利，对华人在美国的工作与生活多加限制。在《排华法案》的阴影下，旅美华人被视为“二等公民”，遭受全方位歧视：不能与白人通婚，不能进入白人学校，不能在白人社区居住，工作上只能从事最底层的苦力，薪资微薄，且随时面临被驱逐、被伤害的风险。
政策之下，彼时的美国社会同样对中国文化充满偏见与误解，他们视中国为“落后、愚昧、野蛮”的国度，认为中华文化不值一提。在这样的环境下，华人大多选择沉默隐忍，只求安稳度日，不敢也不愿主动接触主流社会，更遑论向美国传播中华文化。但丁龙却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逆流而上的决定：1901年，44岁的丁龙倾其所有，捐出毕生积蓄1.2万美元，推动美国顶尖学府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汉学研究基金。
1.2万美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按修路华工平均年薪360美元计算，这笔钱相当于一名华工不吃不喝积攒约33年；按购买力折算，大约相当于2025年的40万美元。对于一生节俭、身居底层的丁龙而言，这是他全部的家当，是用数十年血汗换来的。
1901年6月28日，丁龙亲笔写下那封改变中美文化交流史的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先生：谨此奉上1.2万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汉学研究基金的捐款。丁龙，一个中国人。”寥寥数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朴素的愿望，丁龙希望将这笔钱用于汉学研究，让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化。落款更是意味深长——在种族歧视、华人被视作“苦力”的年代，丁龙却以“中国人”为傲，将个人与国家、民族紧紧绑定。
这一义举深深震撼了卡朋蒂埃。他从未想到，自己身边这个沉默寡言、节俭度日的华人家仆竟有如此博大的胸襟、高远的见识与深沉的家国情怀。卡朋蒂埃决定全力支持丁龙，帮助他实现心愿。他不仅亲自出面与校方反复沟通，力陈设立汉学系的重要性，更追加捐赠20万美元，用于汉学研究与系所建设。
在给哥大的信中，卡朋蒂埃毫不掩饰对丁龙的敬佩，并且猛烈抨击美国的排华暴行：“我并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子孙，更不是在帮落后的中国辩护……但现在看来，是时候去更多地了解和关注居住在东亚及周边岛屿上的那七亿人的时候了。”
1901年，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宣布接受丁龙与卡朋蒂埃的捐赠，设立美国首个汉学讲座教席——丁龙讲座，并以此为基础成立汉学系，也就是今天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的前身。1902年，德裔美籍汉学家夏德被聘为首任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美国汉学研究由此正式起步。
丁龙的捐赠，开创了美国高校汉学研究的先河。在丁龙与卡朋蒂埃的推动下，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汉学研究的重镇，培养了无数中外汉学家，许多中国学者都曾在此深造或讲学。百余年来，哥大东亚系始终悬挂着丁龙的肖像，纪念这位美国汉学的开创者、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驱。
百年寻踪——“失踪的丁龙”魂归故里
1905年6月27日，丁龙自纽约出境返回中国，从此踪迹成谜，成为世人口中“失踪的丁龙”。关于他归国后的生活，百余年来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回国后隐姓埋名，安度晚年；有人说他投身实业，支持家乡建设；有人说他终身未娶，孤独终老；也有人怀疑，他归国后不久便不幸离世……
有关丁龙的官方记录，从他离开美国的那一天起就中断了，加之年代久远、史料散佚，其身世与晚年去向一度成为“悬案”，吸引着无数中外学者开启了长达百年的“寻龙之旅”。20世纪中叶，寿景伟、蒋梦麟、钱穆等文化界人士陆续用文字传播丁龙的故事，开启了学界对丁龙形象的建构。21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保罗·安德尔夫妇挖掘出一批一手史料，基本构建起丁龙在美30余年的生活轨迹。
百年谜团，终于在2023年彻底解开。10月12日，丁龙的曾外孙黄畅泉从海外回到广东台山白沙镇千秋里村，带回了祖屋钥匙、百年信封、家信与老照片。经专家考证，马万昌年轻时期的照片与哥伦比亚大学留存的丁龙肖像高度吻合，结合1907年9月17日卡朋蒂埃寄给丁龙的信件，终于证实了“丁龙”就是广东台山白沙镇千秋里村的马万昌（又名马进隆）。他生于1857年，卒于1936年10月，享年79岁。归国后，丁龙在家乡买田置地，投资新宁铁路（中国第一条国人自行设计、施工、筹资的铁路），捐建国瑞书室，造福乡梓。他育有三子四女，后人大多定居美国，家族枝繁叶茂。
丁龙的故事，是台山侨乡精神的缩影，也是中美民间交流的见证。1907年，卡朋蒂埃出资在纽约州高尔威镇修建了一条全长4.8公里的公路，命名为“丁龙路”。2024年，在丁龙的故乡千秋里村，升级改造后的乡道被命名为“进隆路”，与美国的“丁龙路”遥相呼应。至此，丁龙的爱国心志与卡朋蒂埃的文明理念已难分畛域。两种文明的内核在互鉴中完成了双向滋养，成为一条精神上的“丁龙之路”。它既铺就了近代中美民间对话的实践道路，更以跨越时空的力量连接当下与未来。百余年来，无数中美民间人士沿着丁龙的足迹，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与不竭动力。
当今世界，文明冲突论、文化霸权论仍有市场，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与隔阂依然存在。或许，我们可以从丁龙的故事中得到这样的启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不同文明之间不是对抗与冲突，而是交流与互鉴，包容与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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